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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今起推出“宏观伴读”系列,话题聚焦宏观经济背景下的社会现象,内容上结合海内外文献的研究成果,旨在从细微处去理解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改变。http://www.hibor.com.cn【慧博投研资讯】系列之首期聚焦新型就业。http://www.hibor.com.cn(慧博投研资讯)
去年1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等文件,其中给出了“新就业形态”的定义,主要指线上接受互联网平台发布的配送、出行、运输、家政服务等工作任务,按照平台要求提供平台网约服务,通过劳动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如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钟点工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群体规模已经相当之大——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23年的数据,目前全国职工总数4.02亿人左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400万人,占比约21%。考虑到这些行业多数与互联网平台有关,可以说成为了技术改变社会、改变职业形态的观察窗口。
技术发展对职业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研究话题,著名经济学家David Autor及其合作者曾以美国为例进行这一研究(详见New Frontiers: The Origins and Content of NewWork,1940-2018),其利用普查职业分类和劳动力替代有关的专利数据构建了长达80年的新职业数据库,发现大多数当下存在的职业都始于1940年以后,但不同阶段产生的新职业不同,1940-1980年产生的是中等薪酬的生产工人和文员,1980年以来则是高薪酬的专业人士和低薪酬的服务业岗位,这一现象被称为“就业极化”(job polarization)。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发现并非所有的技术都有助于新职业的产生,也不是所有技术都会导致职业的消亡,取决于技术冲击是否能助力该职业的产出或提振对该职业的需求,而在过去四十年中,自动化对劳动力需求的侵蚀有所加剧,需求增强型的创新却没有跟上。
也有国内研究者做类似的考察,去年年末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王永钦、董雯(2023)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整理了中国的职业分类变化,与普查数据相结合统计各职业从业人员数量,研究发现,在2020年的就业人数中约有20%的就业是由1999年之后出现的新职业贡献的,新职业贡献最大的大类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约为52%),其次为专业技术人员。工资的角度,作者发现,2004-2006时期中国平均工资增长最快的职业是工资水平较高的专业人员、技术人员等高技能职业,其次是非技术工人(一般从事常规型、程序化任务),工资增长最慢的是服务和销售人员。而2013-2019年数据显示,与2004-2006年相同的是,专业技术人员等高技能职业仍然是工资增长最快的职业,但从事常规型任务为主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工资增长明显低于其他职业。作者通过计量进一步发现——当职业的常规任务密集度越高时,其新职业产生相对较少,制约了新工作创造效应对相关职业就业增长的贡献。
从青年就业动态来看,技术对国内岗位结构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今年3月新华社报道“促进青年就业,怎样打开新空间”曾引用一个案例,一家制造业企业转向智能制造后,减少了一线普工数量,但同时又产生了供应链管理、精密模具制造成型等数百个新岗位,对人员素质的要求相应提高,“亟待补充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才”,这与前述文献的结论高度一致。相对技术的采用来说,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更慢的变量,这可能是当下就业压力的来源之一,短期之内,财政给予吸纳就业补贴、稳定机关事业单位与国有企业招聘规模、改善新就业形态社会保障水平等等依然会成为对冲就业压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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