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证券-宏观伴读系列（5）：数字化与政府-240328

　　研究结论

　　东方宏观战略小组现推出“宏观伴读”系列，话题聚焦宏观经济背景下的社会现象，内容上结合海内外文献的研究成果，旨在从细微处去理解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改变。http://www.hibor.com.cn【慧博投研资讯】第五期聚焦数字化背景下的政府。http://www.hibor.com.cn（慧博投研资讯）

　　从狭义的角度讲，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现阶段，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G2C（government-to-citizen）被认为是一种提高政务效率的手段。Kim N, Andersen, etal（2010）在"Fads and Facts of E-Government: AReview of Impacts of Egovernment (2003–2009)"中对当时的文献做了一个综述，共发现212项各国与电子政务影响相关的研究成果，大多数研究结果（55%）涉及信息与传播技术对政府部门执政能力的影响（数据可得性、数据质量、提高效率、节约人力、节约时间等），31%确定了信息与传播技术对互动的影响（政府与居民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11%涉及价值分配（扩大就业、法律保护、提升福利标准），3%的研究结果与改善政策导向有关（如一项印度有关研究发现，政府部门线上发布天气预报、贷款流程等信息能够改变当地捕鱼决策的形成和对不同贷款模式的理解，从而提高本地工具理性，减少定性判断导致的分歧）。

　　对于国内政府新媒体来说，微博可能是一个常见平台，多有文献以政府部门微博账号作为研究对象。孙鲲鹏、杨凡今年年初发表于《世界经济》的“政务新媒体的社会治理效应：以税务部门微博为例”研究了超过40万条税务部门新浪微博数据，发现：（1）开通了税务部门微博的地区，企业的避税行为显著减少；（2）宣传解释税收政策发帖越多、税务征管处罚力度越大，以及财政透明度越弱的地区，税务部门微博的边际效果就越强，这验证了微博在税务治理领域中的作用，主要通过宣传解释税收知识、提升对纳税人的声誉惩罚预期、提高纳税人对政府的信任三个渠道实现。

　　不过，数字化发展与政府治理的关系远非互联网平台账户的使用那么简单。向静林、艾云2023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数字社会发展与中国政府治理新模式”一文指出，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实体空间之上创造了数字空间，给多层级政府治理带来三个关键性变化，即信息优势的上下分化（巨量行为数据分布于数字空间，基层政府的传统信息收集方式不再适用于数字空间的信息收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却有可能绕开基层政府直接获取数字空间的信息，获得比较优势，且无论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的大数据（如三大电信运营商及金融机构大数据），还是平台公司、科技企业的大数据，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的实际获取权限都高于基层政府）、属地原则的效能衰减（大规模分布在不同属地的行动者通过数字空间互动，意味着“跨区域事务”的指数级增长，属地治理的覆盖性大为降低）、社会风险的规模放大（各类数字平台企业将人和商品、服务、信息、娱乐、资金等连接起来，一旦某个平台出现风险事件，就可能是具有极强辐射效应的大事件），这些变化成为驱动当代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因素，使得多层级政府出现“上下共治”的治理模式，是一种亟待深入研究的政府治理变革新趋势。

　　近几年来，如何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提升政府效能始终是政策重点，多数仍集中在具体问题的优化和解决上。如今年1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正式发布，提出推进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异地事项跨域办、发挥政务服务平台支撑作用等等，鼓励各地区从实际出发改革创新，力争重点领域、重点事项取得更大突破，可以说是数字社会发展之下探索治理新模式的努力之一。

　　风险提示

　　海外文献的结论不契合国内实际情况的风险；

　　引用的学术研究、计量模型所需假设与现实存在偏差的风险。